《媒介史强纲领》试图把媒介环境学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重新定位为一种兼具历史学与哲学意义的研究纲领。它关心的不只是报纸、电视或互联网如何传递内容，而是语言、文字、道路、城市、钟表等广义媒介怎样构成人类生活的环境。媒介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透明的管道；人只能通过具体媒介感知、记忆和行动，媒介因而参与规定什么能够显现、什么被遮蔽，以及人在特定时代能够成为什么。
全书前四章建立这一纲领的哲学基础。作者借海德格尔、康德和斯蒂格勒说明，人的存在具有根本的媒介性：工具既是人的延伸，也是向人反馈其能力与限度的界面；知识和记忆也并非只储存在意识内部，而要依赖身体、语言、文字和技术环境完成保存、重复与综合。媒介史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先验哲学，它不追求脱离历史的永恒地基，而是追问某种知识、视角和生活方式在什么媒介条件下成为可能。
作者借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形式，为媒介史提出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和实践性原则。所谓媒介决定论并不是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某项发明，也不是假定技术依照独立法则自动统治社会。它要求研究者把媒介环境视为历史的重要条件，同时承认文化、制度、地理和人的实践会反过来塑造技术。公正性与对称性要求研究者既解释成功与主流，也解释失败与边缘，既看到技术造成的压迫，也看到技术开启的自由。反身性则要求媒介史把自己的写作、传播和学术制度也纳入考察。
第五章通过芒福德说明技术史为何应当是完整的人的历史。技术并非一条效率不断提高的直线，语言、仪式、城市和社会组织同机器一样属于技术环境。城市既能保存记忆、促进分工与创造，也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和生活僵化。回到技术的多重历史，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重新激活被主流道路压抑的文明可能性。
第六章重释英尼斯的媒介经济史。交通、贸易与传播原本相互贯通，不同媒介对时间和空间各有偏向，并会形成知识垄断、中心与边缘以及繁荣、失衡和革新的循环。帝国和知识共同体的兴衰，不仅取决于观念内容，也取决于观念依附什么材料、沿什么通道传播、由哪些群体掌控。
第七章把麦克卢汉的方法理解为一种媒介的“自然史”。他以马赛克式写法并置大量现象，考察媒介如何重组感觉比例和生活环境。口语文化强调听觉、触觉和共同参与，拼音文字与印刷强化视觉、线性和疏离，电子媒介又带来新的联动。作者肯定这种界面式观察的揭示力，也承认它在细节论证上常显粗疏。
第八章借爱森斯坦讨论印刷术与科学革命。印刷不只是加快传播，更使文本能够稳定复制、公开比较和持续校订，让分散的观察汇聚为共同体可检验的记录。自然由此被组织成可以编纂、排列和公开讨论的知识对象。范式革命也就不只是观念突然改变，而是共同体的媒介环境发生重组。
第九、十章分别检视波斯曼与莱文森。波斯曼敏锐揭示印刷术、学校、童年和电视之间的历史关系，却容易把印刷文化、理性与成人视为本质标准，低估电视和日常生活中身体、情感与参与的意义。莱文森以进化论解释技术的变异、选择和传播，强调人的需要会淘汰或保留媒介；但他的乐观主义又预设了相对稳定的“人性”，忽视重大技术革命会连同选择标准和生态环境一起改变。
最后一章把反身性应用到本书自身。网络检索、汉语表达、专著体例、期刊制度、文字处理软件和大学的口语传统，都在塑造作者能够提出的问题与呈现思想的方式。媒介史强纲领最终不是一套万能因果公式，而是一种持续自我校正的观看方法：在习以为常的内容背后辨认环境，在技术决定的处境中寻找仍可行动的空间，并让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视角同样受媒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