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落后不应挨打
上文说到，当我们把“知识”等同于“力量”时，知识的进步就会被理解为强权的建立，我们因此恐惧人工智能，害怕它们用更高的强权奴役人类。但如果说我们超越狭隘的“唯力主义”，意识到多元共生比强权独尊更“进步”，那么我们就可能对未来更加乐观一些了。
中国人对这种强权逻辑并不陌生，近代中国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面前饱受欺凌，深切地体验了先进技术与霸权主义的结合，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到了今天，我们不再处于危亡之际，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命题了。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是一种历史性遭遇，但并不意味着古往今来但凡落后者都要挨打。我们不能把殖民主义的特殊现象，视作历史的普遍规律。
放眼历史，我们发现，人类文明史中更常见的，恰恰是先进的文明在“挨打”。在亚欧大陆的普遍现象是，发达的、繁荣的农业文明，不断遭到周边游牧文明乃至野蛮部落的侵袭。古罗马人挨了日耳曼蛮族的打，不能说在当时的日耳曼人比罗马人更“先进”吧。
中国古代，王朝也饱受北方游牧部落的攻打，经常屈辱地通过封王赐爵、赠金赔银、笼络和亲等手段来安抚那些骚扰者。
在古代，一些入侵者掌握更高明的军事技术（如胡服骑射、蒙古战马等），但技术不只包括军事技术，从总体的技术环境而言，往往越是繁荣和丰富的文明，越是趋于和平。宋朝人在内忧外患的时节仍能歌舞升平，耽于文艺，不思开疆扩土。我们一方面当然怒其不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先进”的技术文化往往会促进和平。
“进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历史总有例外和反复，殖民者仗着先进的军事技术为所欲为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西方人自己也早已有所反省，甚至许多人近乎迂腐地弘扬“政治正确”，尊重平等和多元。或许有虚情假意或矫枉过正，但不可否认现在总比殖民时代多少进步了一些。
当我们宣扬“落后就要挨打”时，应意识到这只是一句警句，潜台词不应是：先进了就能打人。
道理很清楚，我们挨打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落后”这一罪过，犯错的是打人者。正理应当是：落后者不该挨打。落后并不是原罪，先进也并不能为所欲为。
在“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逻辑下，技术被理解为征服的工具，而征服的力量高低被视为判断进步的标准，但强者为尊、肆意征服不是生物史的规律，也不是人类史的规律，这种狭隘的进步观应当被抛弃。
但我们也不必彻底放弃“进步”的观念，在强权之外，还可以有许多衡量进步的尺度。当然，对于何谓进步的理想，是有时代性和文化相对性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心目中的善恶好坏并不一致。但是，承认相对性并不意味着陷入虚无主义，当我们说观念根植于时代和文化时，仿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代也没有文化似的。我们找寻不到超越时代的、绝对固定的标准尺度，但我们当然还能够，也应该去找寻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
无论这个时代的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先进”与“落后”，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坚守这一点——进步是对“野蛮”的远离，是从杀戮走向和平，从独霸走向共荣。
第37章 古今“四大发明”都不值得骄傲
这种崇拜强权的求力意志甚至会扭曲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我们谈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理解，我们究竟想要复兴什么东西？
沿着求力意志的逻辑，中国古代的辉煌也无非在于“强大”，其中科学技术的领先总是被津津乐道。传统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写法，就是每一件发明或发现都附一句“比西方早N百年”。
李约瑟向西方人介绍辉煌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也把西方人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介绍给中国人。在抗战背景下，李约瑟及“四大发明”的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激励了士气。
但是现在冷静下来仔细琢磨，其实“老祖宗很强”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说明子孙后代不争气之外，似乎没什么可骄傲的。更何况，老祖宗之“强”完全是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的。
西方人之所以强调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基于的是这四大发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些发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显著，也并不那么受人重视。
中国古代有更多傲立世界的东西，比如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文化保证了二十四史连绵不绝，兼容并包的信仰文化让儒释道等各种教派共存共荣，仁者爱人的儒家文化让天南海北和谐凝聚。这些中华文化的独特品性并不是“比西方早N多年”的事物（毕竟能放到西方的尺度下被衡量），而是从根本上反映出我们与西方迥异的道路。
仅就技术发明层面，中国古代也只能说是“独树一帜”，而不能说全方位强过西方。事实上，东西方古文明从一开始就各善其场，例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中国人擅长制瓷器，而罗马人擅长制玻璃。从希腊人到阿拉伯人，西方人更是特别擅长机械技术。东方和西方本来各有特色，最后西方人消化吸取了中国的技术，但中国人并未吸取西方的科技，从此拉开了差距。
总之，中国与西方并不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竞速：中国古代领先，近代被追上，将来又要反超。
真的要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其聚焦于“四大发明”之类的技术成就上面，不如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中更加独特的东西。当然，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中华复兴也不是简单地崇尚古人，更不是封闭自大。西方人复兴的前奏恰恰是他们如饥似渴地向阿拉伯人求学，中国人的复兴也是以西学东渐肇始的。
现在部分中国人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而只是想要单纯地“恢复古代中国的强大”，并不想在多元并存的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起一个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而只是想在同一条跑道上重新领先。
前两年流行起一种所谓“新四大发明”的说法，认为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像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又能改变中国、震惊世界。
且不论这所谓新四大发明无论在原创性还是在影响力方面，都不能与老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即便是老四大发明，也不值得我们骄傲。
在某些方面，“新四大发明”和“老四大发明”的确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为什么能有许多技术成就呢？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多，经济繁荣。人口基数大了，脱颖而出的能工巧匠自然也就多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工匠、手艺人、发明者、工程师和科学研究者等，是不大尊重的，因此零星的杰出成就并没有有效地聚合和传承，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发展趋势，而是经常反复、失传。
相比而言，西方自近代以来持续崛起，后劲十足，他们建立了各种自发的行业协会和民间社团，工匠和学者形成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政府通过不断健全的著作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创新者。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三方面得到统一，追名、逐利与创新是一致的，这种保护创新、尊重创新、激励创新的社会机制稳固下来，促使西方科技自近代以来就持续发展。
而现在所谓的“新四大发明”，一个优势是后发优势，比如我们信用卡不普及，反而促进了支付宝普及；另一个优势是人口优势，一些新技术可以很快取得爆发性发展。但究其根本，尊重工匠、尊重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仍然还是相对落后的。
第38章 亦步亦趋不如另辟蹊径
所谓技术层面的赶超，关键还是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某些现成技术产品的引入。要引入现成的技术产品还不容易吗？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要打开国门，如果我们确实需要这些技术产品，国外的企业就会自觉自愿地输入这些最新的产品。当那些企业步伐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支付专利费自行生产，或其他任何讲规则的合作方式，引入这些产品。
也就是说，山寨还是不山寨，基本不影响我们享用新产品，也基本不影响我们能否提高创新能力，唯一影响的几乎只是：谁赚钱，赚多少钱的问题。
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让外国人多赚钱，更不该让老百姓多花钱。山寨货让老百姓少掏钱，让中国人多赚钱，岂不大妙？但是更关键的不是说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赚钱，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让研发者、创新者赚到钱？正版货之所以昂贵，除了关税之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和创新的过程是需要巨额投入的，正是专利制度保障了这些巨额投入不会轻易沦为他人嫁衣，所以企业才敢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促进创新。山寨货当然会更便宜，因为它整个取消了“给研发者丰厚利益”这一个环节。
所以在整个环境下，关键不在于老百姓能否赚钱，而在于创新者有没有赚钱——无论是中国的创新者还是外国的创新者。
在一个普遍山寨的环境下，创新者是得不到足够的名与利的，发明家还不如公务员，搞创新不如跑关系。
有没有可能不让外国的创新者赚钱，但让中国的创新者赚钱呢？这种想法就更加危险。如果创新者能得到利益，但却不是从市场经济的效益中收获而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赋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被激励的与其说是创新者，不如说是“权力”。所谓创新者不再在意技术本身及其市场效益，而是盯着上级领导，盯着课题经费。真正志在实用的创新者将被山寨者击败，而善于钻营的人反而获得名利，这非但不是对创新的激励，甚至是一种逆向淘汰。真正对创新者的支持，只能是让他们从严苛的市场竞争中攫取名利。
那么后发国家的创新者，如何可能与先进国家的创新者同台竞争呢？后发国家落后这么多，不偷不抢的话怎么可能赶超呢？答案是，就具体个别的技术而言，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后来居上，因为先进者不会停滞不前等着我们去赶超，我们即便以最好的方式去激励创新，但他们也同样在不断创新，由于优势会不断积累，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即便偶尔赶超到了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尊重创新的土壤，也未必能与国际同行甩开距离。
然而，我们整本书都在强调，所谓“技术”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项目，而是有无数可能性，有无数相对独立的进路。在技术领域的所谓“赶超”，往往总是靠另辟蹊径的新技术，而不是在旧的技术路线上重走一遍。
西方人也许至今也未曾建立起超过蒙古的骑兵队伍，他们是靠火炮而不是更强的骑兵打败东方的；苹果手机的天线质量直到今天也未必比诺基亚好，它不是靠更先进的通话质量赶超诺基亚的；直到今天柯达的胶卷也许还是做得最棒的，它的没落根本不是因为谁在胶卷技术上后发制人了。在芯片方面，电脑芯片领域英特尔的地位难以撼动，但在手机芯片领域联发科、高通、三星之类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压根不需要去在各个技术领域赶超西方，让柯达永远在胶卷领域做第一又如何呢？技术领域的真正“赶超”必定是另辟蹊径，开辟新的空间，而不是在现成的舞台上同台竞技。
“另辟蹊径”才是真正的“后发优势”，因为后发的关系，我们可能在新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就接触到更新的理念，因而可能整个跳过某些科技树，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另辟蹊径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扶持达成，更不能靠照搬他人的现成成就达成。
所以说，认为山寨能强国的，都是丢西瓜捡芝麻，只看到了短期内让国内那些钻营者多赚了一点钱，让国内的穷人少花了一点钱，但它不能让穷人变成尊重知识、遵守规则的现代公民，更不能让钻营者变成创新者和发明家。强国之路只能靠促进创新，促进创新必须要尊重创新者，尊重创新者就要让创新者名利双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第39章 西体中用
在写作过程中，有位出版人曾给我提了个意见，希望我对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多写一点战略性的看法，说不定让相关领域的决策者看到，也能做点贡献。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我这本书的定位。当然，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这本书，包括普通的大学生，也包括企业家或决策者。但问题是，我这本书却并不打算给出任何具体的“策略”。这本书关注的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大问题，而不是具体技术领域中的操作性问题。
而具体领域中应如何做，需要各行各业的行动者根据实际语境，随机应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与其希望我的书实用，不如说我更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消遣”，请读者从忙碌的、紧迫的事务中抽身片刻。
在第四部分我们谈到，现代人不应该只关注眼前的操作性的事务，偶尔也应当从紧迫的当下事务中抽身出来，从而保持反省的能力。但我们又不应指望这种反省每次都能得到具体的、操作主义的结论，拿来指导实际工作。我们不希望被完全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就不能总以“务实”的逻辑要求一切，偶尔也要接受这种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的“务虚”行为。
不过，在第二部分我们也讲到，当我们进行反思，我们不奢望控制未来，但可以去追究过去，确认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在第六部分我们又讲到，创新者能够在时代大潮中有所作为，虽然不可能控制潮流，但总可能加入其中，参与未来的塑造。
如此说来，面临中国与西方交融与对峙的关系时，对技术的反思或许也可能为眼下的选择提供某些启示。
在第七部分我们说到，我们不应该因为老祖宗的技术发明而盲目骄傲，也不该一味追求强大的力量。
在第五部分我们讲到，在技术的进化中，保持“多样性”是有益的，文化多样性能够为技术的未来开辟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特色，思考我们究竟应当珍视哪些东西。
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我们讲到，现代科技的特点是照亮一切，消除“余地”或“间隙”。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之类的技术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从“艺术”中寻觅工具理性化解之道，重新打开被现代技术遮蔽了的间隙空间。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具思想，不只有“工具-艺术”这两个向度。
中国很多的古董器具，在现在的博物馆里一放，就成了“艺术品”，但在古代人眼里，它们可能是养器，也可能是明器或祭器。
所谓养器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用具”，而明器（墓葬所用）和祭器（庙堂祭祀所用）则属于“礼器”。这些礼器不是给活人用的。
孔子说过“君子不器”，但给他学生子贡的评价却是“汝，器也”。这倒不是老夫子在埋汰子贡，因为他不是把子贡比作一般的器具，而是比作瑚琏。瑚琏是在宗庙中盛放黍稷之祭器。所谓国之重器，无用而大用。
礼器和艺术品不同，礼器不是拿来欣赏的，而是拿来操作、运用的。但是它又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用具”。
艺术品呈现出一个自足的意义空间，而不是明确地指向另一些事务。而用具和礼器都是有所指向的，它们是要被拿来用的。但对用具而言，它的意义和形式是一致的——我用刀来切肉，刀的意义就是切肉；我用碗来盛饭，碗的意义就是盛饭。这似乎理所当然。如果说一个器物的意义和它被使用时指向的目标物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器物就可以被看作是中性的、可替代的。比如一把斧子也可以切肉，一台切肉机也可以切肉，究竟是用刀子还是斧子还是切肉机，取决于肉切得怎么样，成果和成本相比效率如何，如果切出来的肉是一样的，花费的人力和资本也是一样的，那么刀和斧子就没什么意义上的区别，而顶多只是形式上不一样而已。
但“礼器”却是严格的“形式主义”的，虽然这瑚琏是拿来盛米的，但瑚琏的意义显然不在于它具体的容积或性价比。同时它又不像艺术品那样只看个样子，因为它还是真的要去盛米的。
瑚琏的意义不在于中立地、一般地盛米，而在于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机以特定的方式来盛放特定的米。只有在这一整个语境之下，礼器才有其意义。而礼器也不能从这个语境中被孤立地抽出来替换。中国古人要求拿来切祭品的刀必须是钝的，除了殉葬物之外，各种祭物也都以看来形似而不堪用为准挑选。这些都是出于伦理的考虑。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些伦理的考虑究竟如何，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出于使用的对象而考虑的。虽然艺术品也同样不是出于使用而衡量的，但是艺术品本来就不被使用啊，而礼器的的确确是要拿来使用的。
礼器很讲究“用法”，关注“用”之法则或合理性，但它关注的是用之语境而非用之对象。这种对“用”的关切，既不是艺术之无用精神，也不是工具理性之效用逻辑，而是中国特色的礼乐文化的独特视野。
瑚琏一样的人是一种什么人呢？他不是一个“工具人”，不是被操纵的“螺丝钉”，也不是一个“艺术人”，游离于烟火实务之外放浪不羁。这种不器之器、无用之用的维度，正是中国文化所开辟出的一条独特的器具之道。
我在最早的一本小书《科学文化史话》[25]中提到过一个口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注意不是中体西用），不妨在这里重申。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西学——民主与科学——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的学问确实已经无法成为现代学术的核心。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能够在“用”的维度上，开辟出自己的领地——而这个领地恰好是西方现代科技及其狭隘的工具理性或求力意志不断排挤和遮蔽的间隙空间——如何以非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审视器物之“用”。
这种审视之维度不仅适用于礼器，也可以延伸到任何工具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刀叉可以用来吃饭，也可以用来伤人，这是技术中立论者的思路，他们就只从最终指向的对象来衡量使用是否恰当；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哪怕“对象”一样（都是吃饭），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也有合乎礼仪地用或粗鄙无礼地用——这才是“用”的问题。粗鄙地使用餐具，就达成吃饭的目的而言，也许更具效率，却仍然是滥用。在礼乐社会，每一件东西都有其恰当的使用方式，不过度也不欠缺，用就要用得恰到好处，这才是“用”的学问。
在技术活动中额外讲究礼乐的维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回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说到，技术不只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塑造着人的生活，进而塑造着人的“个性”。学习与使用各种技术，就是通过与环境不断磨合，塑造我们的人格的统一性。礼乐的维度也许不能提升外在的效率，但却能参与人性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