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从一个看似无需解释的日常词语出发：我们身处“技术时代”，却常把技术含混地等同于高科技、科学应用或中性的工具。胡翌霖认为，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某件器物有什么功能，而是技术如何成为人理解世界、学习生活并塑造自身的方式。技术既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媒介，也是能够学习、传承和改造的行动模式。钟表、眼镜、文字、货币、手机等事物并非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图，它们会重新组织时间、感知、价值和社会关系；技术不仅规定了世界如何向人呈现，也参与规定“人”本身。
第一部分通过钟表等例子拆解“技术就是科技”的成见。机械钟最初服务于修道院生活，后来才成为精确计量时间的公共尺度；当时间被切割成均匀单位，工作、纪律和效率也随之改变。媒介不是盛放内容的透明容器，器物的形态会邀请某些动作、排斥另一些动作。理解技术，因此不能只问它“被谁使用、用于什么目的”，还要问它为使用者打开了哪些可能，又遮蔽了哪些经验。
第二部分把技术与学习联系起来。人并不是先拥有完整本性，再选择若干外在工具；漫长的童年、模仿、语言和共同生活使人成为可学习的存在。传统社会中，知识依附于长者、身体和现场，老祖母既是生活经验的保存者，也是教育媒介。文字、学校、搜索引擎等新环境让知识能够脱离个人保存和传播，也改变了记忆、权威与代际关系。老人“不擅长学习”并非单纯能力衰退，而常是熟悉的技术环境被替换后，原有经验失去接口。
第三部分追溯科学、自然、艺术与技术的分合。古代“技艺”既包含制作，也包含对事物如何显现的领会；自然则意味着事物从自身生长、涌现。现代科学把世界转化为可观察、测量和复制的对象，像一种把现实摄入统一画面的“照相技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并非理论先行、应用随后，而是在仪器、工匠传统、资本和制度的交互中结盟。科学不是技术之外纯粹的真理，技术也不是科学结论的简单落地。
第四部分讨论现代技术的独特危险。工具理性把一切问题压缩成寻找最有效手段，却搁置“目的是否值得”的判断；货币把异质价值换算为同一尺度，“务实”则可能让人沉迷于局部规则，失去重新选择规则的能力。现代垃圾尤其揭示了这种结构：产品被设计、生产和消费时受到精密管理，一旦失去用途，就被排除到视野之外。问题不只在个别坏工具，而在一种把世界普遍视为可计算、可替换资源的生活方式。
第五部分借进化论说明技术变迁。进化不是物种朝着预定目标升级，也不只是弱肉强食，而是变异、选择、共生和生态位共同作用的历史。人的器官、工具与环境彼此塑造，技术同样会分化、竞争、共存。保护技术多样性并非怀旧，因为一条路径一旦彻底消失，相关材料、手艺和生活世界也可能无法复原。对效率的单一追求，会像单一物种占据生态系统一样削弱整体韧性。
第六部分转向未来。技术有自身延续和扩张的趋势，但这种“自主性”不等于宿命。基础设施、设计者、资本、政府与用户都参与技术定型，人仍能在其中协商和选择。手机、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争议也不宜化约为赞美或恐惧：沉迷往往来自现实环境与媒介结构的共同作用；机器可以积累复杂能力，却不因此自动拥有人的处境、目的和智慧。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把判断责任交给系统后，又把系统造成的结果说成不可避免。
最后一部分把视线落到中国。作者反对用“落后就要挨打”把暴力合理化，也反对依靠古代“四大发明”建立技术民族主义。中国古代技术有自身长处，但近代困境不能靠争夺发明优先权解决；亦步亦趋追赶同一套指标，也可能永远处于被定义的位置。更有创造力的道路，是理解现代技术的历史前提，吸收其制度和思想骨架，同时从本土生活经验中重新提出目的与价值问题。
全书既不鼓吹技术万能，也不主张退回技术之前。它要求读者把技术看作人的历史处境：我们无法站在技术之外生活，却可以辨认媒介如何塑造选择，并参与塑造技术。追问“什么是技术”的意义，最终不是得到一句静态定义，而是在习以为常处恢复判断力，为自由生活保留重新选择方向的可能。